作者徐江伟授权发表
新发现祭祀坑的开挖直播，首先露面的是一个青铜尊，细看其高清晰照片，笔者立即就被原始苯教特征之鲜明之集中震撼到了。
原始苯教四大图腾：神牛、琼鸟、猴眼和蛇形龙，竟然在这个青铜尊上同时出现，这种特殊符号的齐集叠加，已经锁定了古蜀国统治者的民族背景和来源地！
文化特征如此典型鲜明，其实已经把它与西方古文明作了区分界定，古印度文明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，都不具备这个特征，拿不出类似的器物，因为这就是原汁原味、没有衰减、没有变形过的原始苯教。
原始苯教曾向西广泛传播，一旦离开青藏高原，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某种衰变，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了，就像同一物种出现在不同纬度、不同自然环境中，会发生明显变异一样。
三星堆新出土青铜尊上的神牛、角鸟、猴眼和蛇形龙，用红线和箭头标示。
1.四大苯教特征齐集一尊
特征之一是蛇形龙。对此，古藏文写作（拼音转写shu），正是“蜀”的读音来源。纳西族东巴经称为“署”神，也译作“蘇”，恰好是这些古老汉字的原始本义。
笔者已经指出，华夏文明起源之初的“龙”有两种，一种是蛇形龙，一种是兽形“走龙”，后来在汉文化中，两者结合为一了，但纳西族祭拜的“署”至今还是纯粹蛇形龙。
应知直到吐蕃时代，青藏高原东部还有存在一个叫“孙波”（shumbo读作“苏母波”）的大部族，这个藏文的字面含义就是“蛇龙种”（名词后缀-mu表示属性或种类）。
特征之二是神牛。青铜尊四面都饰有牛头，乃是部族首领和君王的形象。因为原始苯教创世故事把牛定为世界本源。基于这种观念，很自然地就会形成“以牛为尊”习俗。
牛首下面各伸出一条头朝下，垂挂于牛口里的浮雕蛇形龙，代表牛吐出的舌头，它在告诉我们，蛇龙是由神牛支配着的。蛇龙与阴刻的鸟翅合起来看，立即又变成一只飞翔的鸟，可以随时飞出去，一击以制敌于死命。这个纹饰在整体上，与商周青铜器上普遍都有的“饕餮纹”是一样的。这种设计的确非常幻妙，手法非常高超。
特征之三是有角“琼”鸟。青铜尊的四角饰的是琼鸟。原始苯教在创造蛇形龙的同时，也创造了可以制服蛇形龙的琼鸟，特点是头上长有野牦牛的角，因此仍然是原始苯教“牛为世界本源”的产物。
有无“角鸟”的存在，就是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古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。笔者没有发现古印度文明、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中有如此神鸟的存在，但在商周礼器中它却广泛出现着的，最为典型的应是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所谓“鴞尊”。
这种有角琼鸟的来源地是明白无误的：只有在古羌藏类游牧民族中，才有普遍的祖先为琼鸟卵生的神话故事。嘉绒藏族直接就以“琼布”自称，意为“琼鸟的后裔”。大意是说，开天辟地之初，有“首生二角”的大鹏金翅鸟飞来，落在乌斯藏之琼部，其金角熠熠生辉，与日月相辉映，人莫敢近，待琼鸟飞走后，走近一看，它下有白、黄、黑三枚鸟卵，从中孵出三子，分别成为嘉绒藏族三大部族的首领。
特征之四是猴王之眼，“眨”是也，“監”是也。对此笔者称之为“眼睛崇拜”。华夏古人为表示这种神眼之厉害，总是作夸张造型，或高高凸起成为“纵目”，或把动物和人的整个头部画为一只眼睛。眼睛崇拜是猴祖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，因为猕猴是战神的形象。这种猴眼可以长在任何一种动物身上，以表示它已经神灵附体。故青铜尊上的琼鸟、蛇龙、牛首一律都长着这种猴王之眼。
有人会因而疑问：既然是祖先源出，这样严肃的问题，怎会没个定论？一会儿说是“牦牛种”，一会儿是“蛇龙种”，刚刚在说卵生琼布，忽然又冒出个“猕猴种”来，华夏古人到底是以什么为源出？笔者的回答是，这完全是随机应变的，就看敌人以什么形状出现。
作为现代人，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按照逻辑的话，祖先由牛而生，那就不能像鸟了，既然有猴祖观念，就排除祖先是蛇龙的可能性。但问题是，华夏古文明是讲逻辑的吗？不讲的！“逻辑”这个东西是近现代才有的，华夏文化里根本就没有它的立脚之地。古人讲究的是类比和意会，在思维方式上就排斥了逻辑。原始苯教认为定万物有灵，万物皆神，各种灵魂可互相依附，随心所欲地“易”即撮合到一起，从而产生各种神奇的效力，这也与逻辑势不两立。
2象牙的功用
这个青铜尊周围是黑乎乎的象牙，出土时它是躺在象牙堆里的。古代四川盆地并不产大象，这些象牙是从哪里来的？
笔者以为，大量象牙的出现，是古蜀国势力范围已达中国最南部地区的反映，最盛时的疆域可能包括老挝及越南北部地区，象牙应是那里的附属国进贡来的。
三星堆出土的象牙除了被焚烧过，基本没有做任何加工，那它又是作什么用的呢？笔者以为，不了解原始苯教有“天猪地猴”观念，就永远解不开这个谜团了！
在原始苯教中，野猪是“天父”之形象，故只有帝王才能以“豕”自称，挥师征服敌对部族的行为叫作“逐”，甲骨文由“豕”下面加一个表示征服的脚印“止”组成。
华夏古人其实是把大象看成一种被神风吹大的野猪。你去看甲骨文金文中“象”，都是在“豕”的头上画一颗大獠牙表示的。古籍《五杂俎》：“龙与豕交生象。”正是古人对大象由何而来的认知和属性之定义。
与此对应，古藏语把大象叫作“朗帕切”（glangpoqie），字面含义就是“大神猪”或曰“大风猪”，认为大象是一种被神风或者神秘力量充满之后的野猪。
应知华夏古人并没有动物科属和分类的概念，这种知识是现代动物学带来的，此前是没有的。青藏高原及与之毗邻的黄土高原，自古不产大象，古人没有机会去仔细观察大象的习性，只是从传闻中得知南方有一种特别巨大的“豕”。
把大象误认为一种特大号的野猪，是不奇怪的。野猪的厉害是因为有两颗自下而上生长的獠牙，被它猛然一挑，即使不死，那也一定重伤了，而大象刚好也有两颗大獠牙；野猪尾巴短小，大象尾巴也这样的；野猪耳朵很大，大象刚好也有扇形大耳朵；野猪鼻子非常凸出，象鼻子也是这样的，更长而已：野猪毛发算最少的，大象毛发更是稀疏，怎么看，都是一种被神风吹大了的“野猪之王”！
考古显示，早在红山文化时代，大墓中就已常见墓主人与野猪同卧的情形，或者手握猪獠牙状的玉器。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，居于中心大墓中的墓主人都是手握野猪的獠牙，墓壁神龛上嵌着野猪獠牙，墓葬中陪葬大量野猪的下颌骨，因为獠牙就长在下颌骨上。这些都是因为墓主人有“豕”的身份。猪獠牙也叫“克”，乃是军事权威的象征，战胜敌人就叫“克敌”。
三星堆祭祀坑中的象牙，与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墓主人手握猪獠牙是同一个意思，出自同一种观念，就是原始苯教“天猪地猴”观念的产物。
长獠牙的“豕”既然是帝王的代名词，大象很自然地就会成了“易”术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，在天祖先们一旦得到象牙，就会越发威武起来，以保佑他们在地上的继位者，获得源源不断“逐”即征服四方的神力。
拉萨藏语，至今仍把象牙叫作“帕索”（pasho），字面含义是“猪牙”（野猪叫“帕”），此外还有“王命”之义。安多藏语把象牙叫“瓦索”（washo），字面含义是“王牙”，也有“王命”之义。如此，三星堆古人献祭象牙的目的，不就清楚了吗？
出土时青铜尊与象牙堆在一起。注意，甲骨文金文“象”，它是人形立起的，说明并非真的是指自然界中的大象。
2为什么一共只有八个祭祀坑
象牙拥有的“王命”之义，还可用来以揭开三星堆祭祀坑方式的秘密，给这种不可思议的祭奠仪轨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。
这些祭祀坑之所以让人匪夷所思，是因为在三星堆范围内，通过现代科学仪器地毯式搜寻，一共也只发现了八个。
如果是一种正常的祭奠，比如每年或者每三年举行一次，那么在帝国存续期间，同样的祭祀坑将布满很大一个范围，即使后来被盗掘了，也会留下许多遗迹，但就是没有。就是说，这必定是一种极少出现的祭奠方式。
古籍记载的古蜀国，历史是非常久远的，似乎黄帝时代就已出现，说黄帝儿子昌意“娶蜀山氏女，生帝喾。”远古时代，帝国的寿命都是很长久的，常常少则四五百年，多则上千年。帝王寿命则很短，在位时间平均大约只有十余年，突然就死了。如果是正常祭奠方式，就不会只有七、八个坑（最小的那个可能是旁边大祭祀坑的追加祭奠）。
祭祀坑中的情形更是非同寻常。从发掘情形看，所出之玉器、骨器、海贝、青铜器等，都经过了人为破坏，并被大火焚烧过，属于燎祭，大火温度之高，使得部分青铜器严重熔化变形，再无法复原。但是，各种物品的放置过程都是有固定方式的，是事先安排好了的，处置得十分严谨，有条不紊地进行，象牙最后入坑。整个祭奠掩埋过程没有丝毫匆促慌乱的情形存在。
这些祭奠物都属于珍宝。例如青铜，直到汉代仍然叫作“金”，可见其稀有和珍贵。古藏语把青铜叫作“shang”，正是“商”的读音来源。如此珍贵的东西皆被敲破后焚烧掉，说明是在进行一种决绝的的遣送仪式。送达对象极为尊贵，要超过众多的祖先神灵，换言之在巫师心目中，送达对象等同于现任帝王。
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遣送仪式？笔者以为，只有现任帝王突然发生意外，尸骨无存时，才会出现这种极端的祭奠方法。
威名赫赫的帝王，落得尸骨无存的情形，即使在帝国蒸蒸日上的时期也是会发生的。例如，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创立者居鲁士大帝，他建立起了从印度到地中海的巨大帝国，但最后，在回师征讨一支东方游牧部族史称“马萨格泰人”时，竟被马萨格泰人的女统帅所败，头也被割下，放进盛满鲜血的皮囊里，女统帅说：“我听说你喜欢鲜血，那就让你喝过够！”
古代游牧民族皆以征战为生，在认为很有把握的时候，君王就会御驾亲征，以展示自己的威武，但战场形势是瞬息万变的，许多时候是人力无法控制的，例如会出现山洪暴发，阻断援兵的情形，这时候君王就可能被俘被杀。原本要去割敌首以杨威的，结果自己头颅被敌人制成了人头碗，变成了宗庙里的一件祭器。
苯教习俗，帝王继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，任命一位“古辛”，建造一座以自己名号命名的神堂，藏语叫“拉康”，此“古辛”就是神堂的管理者，亦即最高巫师。而这就是“宰相”的起源。其主要工作就是杀牲献祭，并时时察看帝王之“象”。帝王之“豕”头上的獠牙如果变粗变长了，就万事吉祥，发现变短变细了，就要找出原因，因为这就是不祥之兆，是天祖施加的一种警告，必须通过某种巫傩仪式予以消除。
三星堆祭祀坑中的掩埋物，笔者推测，就是尸骨无存的帝王神堂里的东西，因为有他的灵魂附着，别人是不能使用的。
采用这种决绝的遣送方法，还包含着强烈的哀悼之情。通过损毁器物外形，以象征死者不幸遭遇，这与大量杀牲献祭是相通的。破坏器物的完整性可以体现死者碎裂的身体，这在人类心理层面上，属于自然而然的事。
贵为帝王，发生如此严重的意外和不幸，这种情形当然不会经常发生，可能要隔数十年、上百年才会出现一次。祭祀坑数量说明，整个三星堆帝国存续期间，总共也只发生了八九次而已。
因为每位帝王都设有自己的神堂，这既然是一种规制，神堂的格局应该也是大体相同的，这就可以解释，为什么每个祭祀坑挖出来的器物大体相同。
同样的祭祀坑，也出现在了千里之外的江西新干大洋洲。那个祭祀坑就挖在一条大河的沙滩上，古人绝不可能在沙滩上建造帝王陵墓。笔者推测，就是因为那位帝王所乘之大船，突然遭遇风暴，翻船了，帝王不幸淹死在了河中，尸骨也找不到了。于是搬来帝王所有专用之物，通过这种决绝的献祭仪式，遣送给帝王在天之灵。
据中国科技大学《中国同位素考古》介绍，他们对大洋洲祭祀坑器物所用青铜，三星堆祭祀坑所用青铜，经高科技仪器检测，发现为同一矿脉所出，都含“高放射成因铅”，说这种相同性是极少见的，只能说明青铜来自同一个地方，采用了同一种提炼手法。笔者由此推测，两地统治者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。
一个祭祀坑应对着一个尸骨无存的不幸帝王，那么，埋入大量象牙的行为也就得到了进一步解答。因为象牙有“王命”之义，可以用来弥补和加持帝王已被严重损毁的躯体和灵魂，那位不幸的帝王得到它之后，就能以完整的“朗帕切”的形态回到天庭去。
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，动物行为是由本能支配的，而人类的行为是由观念支配的，人不会有无缘无故的行为，除了已经发疯。一旦找到了这种观念的来源，我们就可以据此确定三星堆人从何而来，到底是何种民族背景先民。
3青铜神像对应的是什么人种
祭祀坑一经开挖，就出土了一个残缺的巨型金罩面，很明显它原本是贴在青铜头像面部的，后来被强力撕下，这属于销毁行为，泥土叠压使得它变成了纸团一般。
金面罩诡异的造型，巨大的眼睛，鹰勾状的鼻子，又使得三星堆人是什么人种，成为热门话题。人们观点相当一致，异口同声地认为，不是蒙古人种，应是从遥远西方迁来的印欧人种，可能来自印度，高加索，甚至是古埃及。
但笔者不以为然。认为这是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硬套古人行为。华夏古人与今天的人们在知识结构和观念上存在巨大的差异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华夏古人既然反对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，坚信自己出自某种动物，那么他们怎么可能去区别人种，在神像上反映人种关系呢？
你去看礼器上的动物，绝对没有是单一动物造型的，都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，最多是以一种动物为主体而已。
在艺术特征上，华夏古人是反对写实的，忌讳作“写真”描摹，那他们怎么可能去反映细微的“人种”差异呢？
先秦礼器上确是有“人种”雕塑，却是被严格地限制在“畜”概念中的，帝王和贵族的祖先无一例外地都以牛、马、犬、狼、蛇、猪、龟、鸟之类动物为源出，就是没有从“人”而生的。即使是甲骨文金文的“人”，古人描摹的也是直立的猕猴。古人既然是人、兽不分，怎么会让青铜神像超出动物范畴，反映当时根本就不存在的“人种”概念呢？
华夏古人只注重血缘关系，没有人种概念，古籍中也没有任何关于人种的记载，古人始终是用血缘远近来划分高低贵贱的，在人物造型上则是一目了然地用人物的大小来分别表示贵贱等级。
从史书记载看，中国历史上，这个“印欧人种”概念要到唐代才萌芽出现。例子是，东突厥处罗可汗次子“阿史那社尔”，他少年时便以智勇闻名，只有十多岁，就被任命为“拓设”（部族首领称号），有了自己的牙旗，后来统治着铁勒、回纥、同罗等许多部落，但因长相“高鼻深目”，处罗可汗觉得“不类己”，怀疑非自己亲生，排除了他继承汗位的可能性。阿史那社尔愤而投奔了唐太宗，成了唐朝开疆拓土的难得猛将。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关于“印欧人种”的最早记载。在此之前是没有的。与此对应，高鼻深目的“胡人俑”也是唐代才出现，这之前是没有的。
印欧人种的特点是“浓眉大眼”，但应知，在华夏古人的字典里，那是“丑”的代名词。古人绝不以浓眉大眼为美，他们其实是以眼睛细小（叫“丹凤眼”），脸如满月（大饼脸）为美的，对此你去看北朝和唐代的仕女雕塑，就明白了，那可是中国雕塑艺术的最高峰啊！
青铜人像巨大的眼睛，其实代表猴王之眼。此外，巨大的鼻子代表猪鼻，嘴唇裂到耳朵边象形狗嘴，甲骨文“其”是也。这些都在商周礼器中有清楚的反映，实例可谓举不胜举。
离三星堆不远的金沙遗址中，就出土了更为象形的金面具，只是人们通常视而不见：
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，同样是深目高鼻，但明显是猴脸造型，而不是所谓的“印欧人种”。
用巨大的眼睛代表统治权，就是原始苯教的显著特征。在苯教中，许多大神、赞魔直接就以“某某之眼”来称呼的。即使是帝王发布的律令，藏语也叫“札撒”，字面含义是“俯看大地之眼”。
尼珀尔首都加德满都，王宫广场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猴子庙，中央高耸的方塔四面都画着巨大猴眼，但也是国王统治权威的象征，因为这早已变成一种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。
4华夏文明是原生的还是外来的
这个已经是很“旧”的话题了。但新发现祭祀坑的发掘，再次把它推向高潮，现叫“刷屏”。当然媒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地方政府而言，也是难得的机遇，可以带动旅游经济。
有文章说：“中国考古家从来不敢正视这个问题：中华文明是原发性的还是外来的？在六七十年代，他们还可以支支吾吾地说，就是原发性的文明，可以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相媲美，那么，自从三星堆被发掘以来，问题就变得严重了，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，三星堆出土文物已经产生一个重大课题，中华文明可能来自西亚文明。”
但笔者不以为然，认为这是冤枉了中国考古学家。他们的确没有“故意隐瞒”，只是在文明起源认知上，遇到了挑战，他们正处在“说不清、理换乱”的尴尬中。
这个“中华文明是原发性的还是外来的”的提问，反倒是有问题的，属于“伪命题”，其背后实是一种“欲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”的行为。
要使它成为真实的命题，你必须首先明确一个界限和范围，就是把“外来”和“原生”的地理界限说清楚，标明白。没有这个一个明确前提，讨论必将是“老鼠争风车”，没有结果的浪费口舌。
如果把中原王朝曾经到达的疆域都包括在“原生圈”内，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，因为没有什么不是原生的了。但如果把源生圈限定在“中岳嵩山”的周围（古人观念里“中”之所在），那么一切都是外来的，你能在这个“中原”范围内，找到其他地方没有，或者最早出现的东西吗？一个也找不出来！
这个“伪问题”，归根结底是从传统文明史观里产生出来的。过去，人们一致认为，人类古文明可以在单一民族中自发地产生，华夏文明就是在汉民族里自动产生的。但这种文明史观根本上就是错误的！
过去，人们总是以为，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自发产之后，这个优越的“农耕文明”不断向外溢出、扩散，润泽到了周边地区，使之都走上了文明开化之道，因此，中原汉文化始终是周边游牧戎狄心仪和模仿的对象。
传统文明起源观的“要害”在于，认为文明是分化的结果，匈奴、戎狄之类，虽然也是“炎黄子孙”，但由于远离了文明中心的中原，最后就变成了无礼制、无文字的蛮夷。
复旦大学《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》甚至断定“汉藏语系”也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一小片地区。就是说，在此之前，中国南方原始分布的土著人口是不会说话的！
基于“分化产生文明”的观念，蛮夷戎狄之地如果发现了类似中原的礼器，一概都被认定为源出中原，不是中原皇帝所赐，就是从汉民族那里贸易得来，或者模仿制作的。
当远离中原的三星堆发现大量造型怪异，有别于中原的器物，且规模和工艺水平不输中原，特别是黄金器物，更是中原考古难以见到的。很自然地人们就会产生天塌下来了的感觉。因为挑战到了固有的价值观和历史观，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，这就是他们的“立身之本”啊！惊魂未定之时，就会提出这个似是而非的疑问。
其实，世界上的古文明，没有一个是在单一民族中自发产生的。人类文明起源必须要有外来因素，要靠外力的推动。文明起源犹如化学反应，一个单一元素不会产生这种反应，比如氧气和氢气，两者结合才能生成水。
人类古文明的起源，又有点像柴堆发生燃烧。这个柴的堆垛早就积存在那里了，使之燃烧的火种一定是外来的，绝不可能是柴堆自带自备的。
古文明起源更像是酿酒。对于陶缸中的粮食来说，酒曲是“外来者”，没有这个外来因素，这个体外强加的成分，陶缸中的粮食永远变不了酒！
从宏观上看，华夏文明是从“游牧奴役农耕，而后融入农耕”的规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。站在中原和中国南方原始分布的农耕定居民族先民的角度，游牧民族永远都是外来者，他们的原始和传统的分布地确是在寒冷干旱、不适宜农耕的内陆高原。
人类古文明起源从“机理”上看，是以人群中贵贱等级的极大分化为前提条件的。这种“礼制”的稳定存在，才能催生出城池、衙署、高等级墓葬、文字等文明的要素来，因为等级分化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分工。
人类古文明起源，一开始进入的是奴隶制社会，这是放之世界而皆准的规律，这种大规模等级制度，不可能在单一民族中自发产生，必是外来的暴力驱动的结果。
超大体量的汉民族不是一开始就有的，乃是融合而成的，是在超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，在皇权的孵化下，不断融入外来游牧民族，层层累积形成的民族共同体。在这个融合或曰“化学反应”过程中，汉字起着至关重要的“催化剂”的作用。
夏商周秦的建立，最为直接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取得稳定的税收。古代帝国本质上都是一种“供养”体制，税收制度的建立与执行，就是帝国诞生和存续的重要标志。越是远古时代生产力就越低下，要让分散居住的农耕民族先民从仅有的口粮中分出一部分来交税，这犹如要他的命，不是用嘴说说劝劝就会成功的，没有暴力征服和对统治者的万分恐惧，建立不起税收制度，这难道不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？
在人类的冷兵器时代，游牧民族具有天然的军事优势，因此在文明起源过程中，进入农耕民族聚居地区，建立起大大小小奴隶制王国的统治者，必定都是来自内陆高原深处，以征战为生的游牧民族。这归根结底是由人的动物属性决定了的，由人类从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走来这个前提决定了的。
至此，这个“华夏文明是外来的还是原生的”，已经可以给予确定无疑的回答了：华夏文明既是原生的，也是外来的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归根结底是人类古文明起源的内在“机理”使然。
传统文明起源观既然存在严重的“原理性”错误，当用以解释考古现象时，就会出现种种促襟见肘，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局面，这是必然的，不出现才怪呢！
三星堆的地理位置与史前羌藏类游牧民族迁徙扩散的路径示意图
回头再看成都的地理位置，三星堆古人的民族背景也就明白了大半。它是紧靠着青藏高原的，对于古代高原游牧民族来说，实在是一步之遥的地方！
在人类漫长的冷兵器时代，当亦军以民、全民皆兵的游牧民族从高原深处顺流而下，山洪暴发般冲击而来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对这片平原的占领。可以肯定，夏商周秦时代，成都平原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独立于中原王朝的，并不在中原帝国实际统治范围之内。
成都至今仍然是藏民族“下山吸氧”的首选之地，被称为“藏区人民第二首府”，许多西藏省级文化机构和商贸机构的总部都在成都。
康巴藏族有这样的“戏说”故事，说是三国之前，成都还是藏王的传统属地，是被诸葛亮借去之后才成了汉族居住地。诸葛亮到属地之时，向藏王提出要借用“一箭之地”，热情好客的藏王当即答应了，约定在成都西南的南大桥上射箭，箭落在哪里，飞过的土地都借给诸葛亮用，为表示说话算数，还在那支箭杆上写了“一箭之地”字样，作为许诺之凭据。但诸葛亮就是聪明，他连夜派人带着这支有字的箭西奔而去，并在大桥远处的树林里埋伏了一人，以拾取射出之箭，立即销毁灭迹。那日如约开弓发射，但这支箭怎么也找不到了，藏王派人一路寻找，最后是在甘孜的康定找到了那支有字的箭，藏王没法了，只得借出土地，于是成了诸葛亮的地盘。
这个故事虽带着浓浓的调侃味，但笔者以为，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可信度，这就是远古时代，紧贴高原的成都平原，曾长期掌握处在古羌藏类游牧民族先民手中。
历史上，游牧民族游牧地是在不断缩小的，这种情形不只是发生在四川盆地，在全世界都是如此。在中国范围内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随着游牧民族人口的不断增加，土地只有变为农地才能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了，而这部分人口一旦农耕化和定居化，就“汉化”了，渐渐地他们放弃了祖先的语言，改说汉语了，最后就加入汉民族大家庭中去了。这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、历史规律在起支配作用。
示意图还回答了：三星堆文物为什么带有大量中原礼器的特点，不仅是器形相似，纹饰也是高度相似。大多数人认为，这是古蜀国与中原王朝有着频繁交流的反映，这就是主流观点，但笔者不这么看。
笔者以为，这是“华夏文明的青藏之源”又一佐证，因为夏商周秦统治者的终极来源地，不在别处，也是青藏高原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迁出的规模、时间和迁徙的路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