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朝时期，圆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器物种类。圆器多使用轮制拉坯成型，因而造型规整。主要品种有碗、钵、盘、碟等多种。
碗是日常使用的盛器之一。陶碗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，当时的人们对“造型”一词尚无概念，仅仿造石坑的形状，制作可以盛放水或食物的半圆形碗。而圆弧状的底部无法放于地面,为求平稳，人们用小石子支撑底部，后来碗的底足造型便是由此演化发展而来。
商代晚期，原始青瓷碗问世，由于原料的珍贵和技术的限制，原始青瓷碗的数量级少，但造型逐渐趋于规整。至汉代，烧制青瓷技术日渐成熟，碗在质量，造型，种类上都有了新的突破。汉代流行的碗的形制有平底碗和圈足碗两种，由于统治者的管理，使得碗的形制更加程式化、规矩化。六朝时期，伴随制瓷技术的突飞猛进，青瓷碗的制作达到巅峰,形态种类更加丰富，有敞口、敛口、侈口、直口等等，款式多样，做工精细，功能也逐渐向多元化发展。
钵是食器中的一种，起源于新石器时代。主要作为洗涤器或用以存放食物。“钵”字本是梵语音译而来，为佛教僧人乞食所用的食器。钵的材质众多，如木钵、石钵、土钵、瓷钵等都十分常见。而青瓷钵的典型样式似盆，敛口，鼓腹，平底。通常体型不大，便于手托。
盘是日常使用的盛器中，产量较大的品种之一。器形多呈圆形敞口，浅腹平底。相较于造型相似的碟，盘通常较大且腹部更深。常见的盘形有翻口斜壁平底盘、撇口璧形底盘、直口孤腹圈足盘、方形委角盘、折沿六角盘及花形攒盘等。西周时期原始的青瓷盘大多敞口、潜腹、有直圈足。到春秋时期，青瓷盘的造型开始增多，东汉后，青瓷盘的直径开始变得较大，并用作耳杯的托盘。六朝时期，瓷盘已经成为食具中的主要品种，形制更加丰富，依据其所需用途，还出现了高足盘等造型。
碟，可做食器的实用器，敞口，腹部微孤较扁，平底。碟与盘造型相似，因此也有“小盘”之称，但两者尺寸不同，碟通常较小且腹部浅，胎体也更薄。如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的西晋越窑青瓷碟,敞口，口部直径12厘米，平底，底部直径7厘米，碟腹微孤，碟高仅2.5厘米。底部装饰有两道弦纹，通体施青釉，底部未着釉，露朱红胎色，简洁质朴。
动物造型器
自新石器时期伊始，“仿生”对陶瓷造型设计就产生着不可小觑的影响。研究中国历代陶瓷的仿生造型可发现，各个时期的“仿生”对象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及变化脉络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多为模拟各种生物形态，商周至两汉时期的陶器以仿青铜器造型为主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瓷则以模拟动物形态为主，至唐宋时期，陶瓷的仿生基本以借用植物形态为主，到元明清时期，陶瓷仿生则多为模拟植物和人为事物形态。可见，研究中国古代陶瓷器皿的造型设计必然离不开对“仿生”的探索。
六朝时期的陶瓷仿生造型基本以模仿动物形态为主，所仿对象则多为有美好寓意或神圣象征的动物，如象征权力的狮子，寓意吉祥的羊等。动物形象或动或静，姿态各异，依据器皿造型及功能，调整动物体态，满足器物实用性的同时保持动物的生动传神，更体现出制瓷工匠的设计巧思及高超的制作技法。
虎，中国古代的万兽之王，自古便是威严及权力的象征，因其头部天生自带“王”字，故常用作统治者之称。虎生性骁勇善战，因此也常以“虎狼之师”来形容强大的军队，调兵遣将所用之兵符也以虎的造型制作，并誉为“虎符”。民间更是以虎驱邪，戴虎头帽，穿虎头鞋的习俗沿用至今，可见虎在我国古代享有无可比拟的地位，而在陶瓷器物中虎的形象也是十分常见的。
虎子因造型似虎伏卧而得名，早在战国、汉代时期即已有使用不同材料制作的虎子造型器，其“造型比较简单，横卧的一个圆筒体，前面有一个向前突出的微向上翘的圆形口，背上装提梁，没有虎形装饰。”“关于虎子的功能，多数人认为是溺器，即俗谓之便壶。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既有虎子置于厕所外水缸侧旁的图像，因此认其为溺器之用的观点最为普遍。因此，六朝时期的虎子并非仅作溺器，不同的形制和摆放位置也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功能。
据文献记载，最早的漆器虎子及青铜虎子出现于战国时期，而瓷质虎子的产生则应使于汉代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最为盛行。早期虎子造型多呈卧虎状，头部塑成虎形，有上翘口，腹侧塑造双翼，背部安有条形提梁或绳索式提梁，也有将提梁塑成奔跑的小型虎状。
如现藏于马鞍山市博物馆的三国吴青釉虎子，器身呈茧形，头部堆塑为虎首，鼻孔上仰，圆口，方唇，双目圆鼓，两耳直立。背部安有圆条形提梁，后部贴纤细的尾，两腹刻划出羽翼，五趾虎足蹲伏与身下。器身通体施青釉，造型别致，线条优美，是三国时期青釉虎子中的精品；
中后期，造型逐渐简单，器身似罐，肩部有直筒口，向上倾斜，周身极少装饰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西晋时期的越窑青瓷虎子，器形似伏虎作咆哮状，仰首，怒目圆瞪，嘴部张开成圆形作器口，背部有半圆形提梁，结束部分贴有小巧虎尾，虎的形象生动逼真，把“虎子”诠释得淋璃尽致；至晚期虎子的壶首和四足也逐渐消失，虎子的造型更注重服务于功能，虎形的虎子变得少见，开始盛行圆形虎子，这也充分体现了六朝时期虎子由繁至简的形制变化规律。
羊，在古时与“祥”相通，自古便认为是吉祥的象征，在我国是非常受人喜爱的动物。可以看出羊在当时是吉祥物一般的存在。被赋予了善良，纯洁和吉祥寓意的羊也成为青铜器、玉器、陶瓷器物中常见的动物形象。
西晋越窑青瓷羊形水注，现藏于余姚博物馆，造型为山羊，水注高14.8厘米，长16.5厘米，宽8.7厘米。羊作蹲姿，四肢跪伏，身躯丰满健壮，头部小，臀部较肥硕，两肋划有羽翼形纹样，整体形态饱满生动。羊竖耳，长角卷于耳后，上刻纹路，双眼呈圆形，目光温和自若，尽显其安顺柔美的性情。羊的头顶部开有一口，体内中空，直通腹部，以作储水功能之用，通体施青黄釉，匀净透亮，别致典雅。
东晋青釉褐彩羊形烛台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。这件出土于谏壁砖瓦厂东晋墓的羊形烛台高14.7厘米，长17厘米。羊作伏跪状，四肢弯曲于身下，仰首，口部微张，下颗塑有胡须，两耳立于两侧，双角弯与后，神色温顺。身形流畅，胸口及臀部上翘，尾部塑有一小尾贴于臀部，造型简练传神十分可爱。羊的额头部有一镂空的孔，用来插放蜡烛，设计巧妙，精致非凡。羊通体施青釉，与灰白的胎色相配，温润晶莹，同羊的毛色十分贴近。在羊的眼睛、耳朵、肌肉凸起部分还画有一点褐色釉料，别具匠心。堪称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。
东晋越窑青瓷褐彩羊首壶，现藏于故宫博物馆。东晋时期，青瓷执壶多以鸡首为主，羊首则较为少见，因此甚是珍贵。这件青瓷羊首壶壶口为盘口，颈部较细，弧状溜肩，腹部圆鼓，平底内收，整体造型端正规整。壶肩部一侧塑有一羊首，羊神色自若，口部微张形成自然的流，巧夺天工。
与羊首相对的一侧安有一手柄，弯曲成弧形，首尾分别接与盘口部及肩部。肩部的另外两侧则置有一对半环形横系，伴随刻划的两道弦纹，秀丽精致。壶通体施青釉，仅在壶口、羊头及双系部点涂褐色釉，更显别致。在青瓷上点涂褐色釉的装饰方法始于西晋晚期，东晋时期最为流行。这种特别的装饰形式打破了原始青瓷只着单色釉的局限，为原本单一的颜色增加亮点，更是成为了东晋时期青瓷器物的一大特色。
“熊”与“能”字相近，“能”字在金文中的写法就是一只熊的形状。熊有着绝对强大的力量，和森林主人的气势，因此在古时，熊是力量和能力的象征。熊有着春出冬眠的习性，随季节变化而动，这在古人眼中成为一种特有的复生能力，更为熊的存在增添神秘色彩。同时，体型肥硕的熊有时也被当作憨厚可掬的形象代表。
三国时期越窑青瓷熊形灯，与年江苏省南京市清凉山吴墓出土，灯高11.5厘米，灯盘直径为9.7厘米。灯分为上中下三部分，上部的灯盏呈钵型，敛口，鼓腹，腹部刻有两条弦纹。中部的灯柱塑成一只稚熊，熊神色平和，腹部鼓，呈蹲坐状，身上以细密的线纹刻划出鬃毛，形态逼真，稚熊头顶灯盏，坐于灯盘，一对前肢举起作捂耳状，憨态尽显，十分可爱。下部的灯盘为直口平唇，底部刻有“甘露元年五月造”七字铭文，非常珍贵。通体施青黄色釉，与灰白胎体相映呈现土黄色。我国以烛照明历史悠久，这件青瓷熊形灯设计巧妙，造型趣味十足且工艺精湛，称得上是青瓷灯具中的佳作。
狮子，在中国民俗文化中与辟邪、麒麟等瑞兽同被视为神兽，有驱邪避凶之能，因此在各类工艺品中常常有他们的身影。狮子为哺乳动物，形象威猛英勇，在百兽中身份高贵，因而成为权力地位的象征。同时，在佛教文化中，代表智慧的文殊菩萨以狮子为坐骑，这也让狮子拥有了智慧和吉祥的寓意。狮子通过丝绸之路自西方而来，不仅带来祥瑞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。
中国人对狮子的情感是十分独特的，民间的舞狮习俗，刺绣纹样中的双狮戏球都是对狮子吉祥、尊贵的向往。然而，因为狮子的稀有，古人鲜有见其真身的，这也导致狮子无准确的形象，多凭借传闻进行刻画，更有像狮子狗一般可爱的形象出现。
西晋青釉狮形烛台，年10月于马鞍山市霍里镇西晋墓出土，现藏于马鞍山博物馆。我国使用烛台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，《楚辞》中言：“室中之观多珍怪，兰高明烛华容备。”战国至秦汉时期，青铜烛台盛行，造型多样，精致美观。至三国，西晋时期，青瓷逐渐取代价格高昂，炼制复杂的青铜成为制作各物品、器皿的“主力军”，青瓷烛台也随之而来。
随着制瓷技术的发展，青瓷烛台可以呈现出更多复杂的造型，精巧独特的青瓷烛台深受贵族的喜爱，尤其是以狮子形象制作的仿生烛台，在西晋时期极为盛行。这件狮形烛台长16厘米，宽8.1厘米，高11.5厘米。整体造型呈卧狮状，狮子四肢前蹲，似有动态，狮头部精细刻画出五官，双目圆鼓，鼻头上翘，眉毛，胡须刻画出毛流感，嘴部微张剛牙，漏出整齐的牙齿，凶猛中透出可爱味道，生动传神。
背部披有鬃毛，腰部中收，两肋刻划出双翼，尾巴呈蕉叶状划有纹路，贴于圆润的臀部，别致精巧。背部开有一口，竖立一短颈与狮子腹内相通，作插放蜡烛之用。烛台器体较厚，通体施青釉略漏灰白胎色，釉面质感厚润均匀。西晋的狮形烛台造型活泼有趣，独具特色，兼具实用功能的同又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丝生趣，真正做到将艺术融入生活。
猴，音同“侯”，诗经中曾云：“海直且侯”被解释为“侯，美也”。在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的爵位等级中侯位居第二，因此作为中国古代的尊贵爵位的侯爵，更成为地位与富贵的代表。人们在向往加官封侯、封侯拜将的同时也将猴子视为升迁的象征。拥有吉祥寓意的猴也成为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元素。如我国传统的吉祥文案中出现的“马上封侯”，即为一只猴子骑在马背上，取其谐音，寓意吉祥。再如大猴背小猴的图案，则是象征世代封侯、祖辈高官。
三国吴越窑青瓷灵猴捧桃莲座熏炉，这件熏炉呈上下结构，下部的托盘承托着上面的熏炉。熏炉与托盘皆为三足，上小下大，形态稳定。熏炉的造型是饱满的球体，刻有双层三角状的镂孔，十二个镂孔均匀分布，以便点火焚香时烟雾可从孔中钻出。
香炉顶部的出烟口为管状，上塑一只灵猴，灵侯做弓背屈腿状，手捧仙桃，似在嗅闻桃香，双目迥然，配合顽皮有趣的体态，显得十分传神。灵侯的身上刻有猴毛状的细短线条并伴有花状的装饰，同香炉上的装饰一般，精巧异常。香炉整体施灰青色釉，釉色晶莹剔透，似乎可以想象当年使用这顶熏炉时云雾缭绕的情景。
越窑青瓷所囊括的动物形态丰富多样，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动物形象外，还有鸳鸯、鸟、龙等。还有许多造型各异的动物形象也都活灵活现，充分体现着六朝时期独特的审美情趣和高超的制瓷技术。同时，动物形象的加入为青瓷器物造型设计带来了新的审美视角，兼顾动物形态和器物功能的动物造型器为越窑青瓷增添生趣，更对陶瓷造型设计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。